移植手术后已五个多星期了，我的情况越来越差，情绪波动很大，时而烦躁，时而激动；或多语，或寡言；有时想呐喊，有时想豪哭。

    妻子平时会在5点多钟给我送晚餐，但这天下午不到4点就来到病房，她没有像平常那样问我今天的情况好点么，也没有看引流液和尿液的记录，甚至没有提及转氨酶和胆红素的结果，她沉默不语，面色凝重，我明显感到气氛不对。

    “你今天怎么了？是那里不舒服吗？”我问。这几十天妻子为我操劳、奔波和担忧，我担心迟早她的身心也会跨掉的。

    “我有一个想法和决定，”迟疑片刻，妻子终于开口了。

    “什么决定，快说。”妻子今天确实异乎寻常。

    “你现在的肝是个坏肝，需要马上再换一次，你才有希望。”妻子终于说出了她的决定。

    “天啊，这不是要我的命吗。”我一下子激动起来。

    从我术后30多天就花掉50多万元，就能想象的出我换肝后的情况有多复杂，多严重，医生为我做了很多化验和检查，用了各种最好的药物和治疗，但是黄疸一直在加重，转氨酶依然在很高的水平，特别奇怪的是腹腔引流液像永不干枯的泉水一样，一直流了几十天，每天有600~1000毫升，极度地消耗我的身体。妻子很急，找医生，找护士，他们也没有什么好办法。妻子又不厌其烦打听其他病友的情况，有一天她对我说，肝移植7分靠好肝，3分靠技术，我说这话可千万不能在医生面前说。妻子的直觉是我的供肝质量有问题，但我还是将希望寄托在专家的智慧和经验上，希望能出现转机和奇迹。说实在的，在决定肝移植手术前，什么样的结局我都想到了，甚至可能死在手术台上都想到了，我是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的，但无论如何没想到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要第二次换肝，这个决定太突然，我接授不了。

    “可专家也没说要二次换肝。”我想了许久才说。

    “你不到肝昏迷，他们才不会考虑呢。”妻子很直帅。

    妻子坚持二次换肝是我唯一的选择。这几天妻子看我的病情每况愈下，不断地找专家商量，专家除了就异常指标反复进行对症处理，也没有什么能扭转病情的好办法，总是说可能是胆管问题、血管问题和感染问题等等。妻子终于忍不住向别的医院的专家征求意见。她通过江苏我的一个同学，把我的情况转告给上海几家大医院移植中心的专家，上海专家一致的观点是如果术后右膈引流管的引流液量较大和持续不断提示供肝存在难以纠正的质量问题，这种情况要二次换肝，而且越早越好。换肝有多难呀，还要再换一次，这几十天的皮肉苦和精神折磨，还有全家人劳心劳力之苦，更有几十万元的巨额费用都付之东流，但妻子的精神和意志并没因为这次手术失败而被击倒。妻子的挚着也许是对的。

“那就与医生商量商量吧。”再做一次手术我真是心不甘情不愿。就在这一天我的胆红素上升到400多，转氨酶800多，腹腔引流液8个小时已有600多毫升，妻子坐不住了，去找我的主管医生商量手术的事宜。主管医生不能做主，教授说再等等看。教授是技术和学术水平很高的权威，也是个好人，他不希望自己亲自主刀的病人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要二次换肝，在这个移植中心已做的近一千例肝移植病人中，我这么特殊的情况还是第一个，教授还想通过补救措施争取扭转病情。第二天我又做了肝内血管造影，肝脏的四条血管全都闭寒，在其中的两条血管内放置了支架，目的是改善肝脏的血供。但事与愿违，我的胆红素上升到580，而转氨酶突然大幅下降不升，据说这叫“胆酶分离现象”，是肝脏功能严重衰退的现象，当天的引流液甚至达到1200毫升，妻子终于忍不住了，在医生办公室哭起来，“难道非要等到人快要死了你们才肯手术吗！”妻子的哭叫把医生们震住了，他们组织了病例大讨论，最后决定二次换肝。另一个教授走出办公室说再换肝的决定是英明的决定。其实医生中也有主张二次手术的，但他们不敢发表自己的意见。

    第一次换肝后的第45天，两个月内我第二次肝移植，我第二次经历全麻、气管插管、切腹、取肝、换肝和术后监护。术后胆红素开始下降，虽有排斥反应，但转氨酶不算太高，主要指标在日复一日的好转，腹腔三条引流管也早早地拔去，术后三周胆红素和转氨酶已基本正常。皮肤不黄了，也能下床扶着墙壁行走了。这时病房传来另一病友要二次换肝的消息，他术后胆红素居高不下，全身重度黄疸，后来做两次胆道手术，放置了支架，但还是没有解决胆道问题，在经历了6个月的保守治疗无效的情况下，医生决定为他二次换肝。

    我庆幸自己能面对现实，较早地选择。我要感谢我的妻子，母亲给了我第一次生命，妻子为我争取了第二次生命。那天我无比感激和深情地对妻子说：“再换肝的决定太伟大了，这是你一生中做的最伟大的事。

    第二次换肝的日子是我新的生日，这是妻子定的。